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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貸大業

張俊偉:經濟下行與應對之策
2019-10-27

    一、下行之因
    我國經濟運行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出現明顯下行的趨勢;也就是在在去年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經濟工作提出了“六穩”要求。提出“六穩”的工作思路,標志著決策層對經濟運行主要矛盾的判斷從結構性矛盾為主轉向總量失衡為主,政策重點也從主要依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轉向主要依托需求管理、努力實現“穩增長”和“穩就業”。伴隨著政策轉向,今年一季度我國經濟運行出現了回穩的跡象。當時社會輿論也趨于樂觀和積極,有人樂觀地宣稱:經濟下行已經探底,經濟趨穩乃至回升可期。但更多的人持謹慎態度,他們觀察到還有許多指標并沒有改善,經濟運行還存在諸多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隨后的實踐也表明,我國經濟探底的過程尚沒有完成。今年一季度我國經濟增長6.4%,二季度增長6.2%,三季度增長只有6.0%!
    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導致了當前的經濟下行?在筆者看來,主要有如下幾方面原因:
    一是經濟運行周期的變化。我國經濟運行大體十年為一個周期。從去年(2018年)開始,我國經濟已步入經濟周期的下行階段;
    二是發展階段和結構性變化。本世紀初前十年,我國經濟受到土地財政(地方政府投資)、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和外需強力拉動三個因素的驅動,實現了持續的快速增長。但2010年以來,上述因素陸續發生了變化。前些年突出的變化是發展階段的改變。伴隨著我國從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步入工業化后期發展階段,我們看到了主導產業更替、結構升級步伐加快和增長速度換擋;而近兩年最突出的變化,則是土地財政的被動轉型。這個過程自2014年起已經開始,但明顯感覺到政府投融資行為的變化則是近兩年的事。和這個因素相對應的,則是政府投資趨弱、居民財富縮水、消費升級趨緩、經濟增速再下臺階。這個因素將主導今后一段時期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
    在明顯的結構性變化中,還有環保標準、安全標準、執法標準的提高。提高環保標準、安全標準、嚴格執行法律法規,是經濟社會發展到特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具有合理性;但強力推進的客觀結果,卻是大量技術落后的企業(如小化工廠、小冶金廠、小型采礦廠乃至農戶養豬)快速出局、大量不合規的行為主體(如P2P投資方、小企業主、小產權房購買者、別墅建設方等)受到嚴重打擊。社會財富在短期內大量湮滅,對于企業經營、居民收入乃至消費帶來嚴重影響。有人估計,僅拆除違章建筑,就有可能造成2000萬人失業,占城鎮就業總人口總數的2.5%。
    三是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次貸危機”前,我國外貿、投資“雙順差”,為經濟發展“錦上添花”。“次貸危機”后,我國外貿、投資順差顯著降低,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縮小。個別年份外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甚至是負的。當前,世界經濟結構正在進行深刻調整。受中美貿易戰影響,“加工貿易”類外商投資正在加速撤出中國,并對相關配套產業帶來負面沖擊;香港是我國吸收國外直接投資的最重要來源,由于香港社會沖突加劇,經香港進入國內的國外直接投資有可能明顯下降。此外,國際經濟風雨飄搖,處在衰退的邊緣,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也不容小覷。
    二、應對之策
    在上述幾方面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出現了當前復雜而又困難的經濟局面。要想擺脫當前的經濟困境,需要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
    一是加大財政、貨幣政策寬松力度。首先是貨幣政策。由于有“4萬億投資”的前車之鑒,大家對貨幣寬松普遍持高度謹慎態度。其實,“4萬億投資”計劃的設計初衷是好的、思路也沒錯,力度基本合適。最后演變成“大水灌漫”,關鍵是財經紀律松弛,出現了中央與地方、政府與銀行行為的共振。現在,全國自上到下對金融監管、金融防范抓得很緊,重蹈“4萬億投資”計劃覆轍的外部條件已經不存在了。只要不放松金融監管標準,進一步降低利率空間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其次是財政政策。財政政策是平穩經濟增長的托底手段。我們承認經濟下行趨勢、不追求人為的高增長,但不意味著放任經濟出現硬著陸。經濟增速快速下降有可能誘發經濟、社會風險(如失業問題、財政金融風險暴露問題、社會不滿情緒加劇問題等)。從平滑經濟運行、保持社會穩定的角度看,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有加力增效的空間。應當看到,3%的赤字率只是國外的經驗數據,沒必要刻意遵守。今年,在大幅度減稅降費的同時保持財政赤字規模基本穩定(壓縮公共支出),從宏觀經濟分析角度看,甚至不能起到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另外,考慮到當前我國財稅體制尚未完全理順,在減稅降費、增加公共開支方面,要注意增加中央政府承擔的責任。這不僅是緩解地方財政壓力的需要,也是防范財政風險、提高財政可持續性的需要。
    二是要以開放促改革,激發經濟活力。我們常說,要走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汽車是工業化后期發展階段的代表性產品,手機則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信息化和“互聯網+”。汽車、手機銷量出現明顯下滑,預示著我國工業化進程已進入尾聲。我們需要為后工業化發展階段做準備。2018年,我國第二產業占比已下降到40%左右,三產占比則超過52%。我們應當把第三產業作為挖掘增長潛力的主戰場。第三產業涵蓋金融、保險、信息、傳媒、旅游、教育等,是準入限制多、政府監管相對落后的領域。我們應該以落實“負面清單管理”、擴大對外開放為抓手,為市場引入更多的“鯰魚”,激發第三產業發展的活力。
    三是要加大力度補短板。和工業化進程相比,我國的“三農”發展、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當前,城市居民對豬肉價格上漲反映強烈,從一個側面表明農產品生產的低效和不足;還有許多地區反映優質水果、蔬菜銷售困難,這則凸顯農村消費力不足。我們應當加大政策力度,推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托底農民(特別是農村老人和兒童)生活和消費增長。同時,我們還要加快農民工城市化進程。農民工城市化的最大問題是住房保障和社會保障。近年來,各級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設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保障性住房大都用來安置了拆遷戶和本地市民。外來人口被排斥在外。今后,要采取切實措施解決外來人口(特別是年輕人)的安居問題,采取措施解決中年外來人口的社會保障問題。
    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走向深入。和鋪攤子、上項目、投資拉動的傳統增長模式相對應,高質量發展是更多依賴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內涵式增長。以旅游為例。數據顯示,今年“十一”黃金周全國出行人數和旅游收入增長基本同步,也就是說人均旅游支出沒有增加。這表明我國旅游業的發展已到了“瓶頸期”。事實上,“黃金周”旅游是體驗最差的“觀光”式旅游。今后旅游的發展方向,是引導游客開展深度的全方位體驗,也就是大家經常說的“慢生活”。目前,無論是政府還是旅游企業,在這方面都普遍準備不足。更廣泛地說,地方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政府把工作重點從建設開發區、招商引資轉到依法行政、提升地區競爭優勢上,轉到引導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和經營效益、發揮企業積極性上。目前,全社會對行政執法“一刀切”反映強烈。在很大程度上,這是政府治理從“行政主導”向“依法治國”轉型面臨巨額沉淀成本(歷史遺留問題)、遭遇轉型陣痛的外在反映。要減輕上述沖突,需要優化相關政策。具體如:對于政府直接提供服務的事務(比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精準扶貧等),應堅持結果導向,在堅持基本標準、基本程序和基本行為規范的前提下,賦予基層政府(執行部門)一定的自主權以提高公眾滿意度;對于政府監管類事務(比如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生產安全、風險防范等),則要堅持依法行政、合規監管,在加強“過程管理”的前提下適當提高對運行結果的“容忍度”,以賦予市場主體必要的調整時間和行動選擇自由。
    五是加強對中美貿易戰的應對。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正在逐步顯現,其影響已超出貿易,延伸到了投資、科技、金融等領域,體現出多層次“立體戰”的特征。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冷靜研判大勢,采取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必有一戰”不是中美關系的宿命,中國沒有能力、也沒有準備替代美國。因此,以創新性思維“求同存異”、擴大合作,避免過分拉高中美關系對立程度,是至關重要的。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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