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會主要任務:
  • 為小額貸款公司建立信息平臺,收集和發布小額貸款公司所需的各種信息。
  • 協調解決小額貸款公司試點過程中的有關問題。
  • 維護小額貸款公司的合法權益。
  • 開展與外省市小額貸款公司協會和經濟組織的聯系,加強跨地域交流與合作。
小貸大業

姜建清:糾結千年的“融資難”與“融資貴”(下)
2019-08-29

   借貸禁錮不能解決貧困問題,慈善救助無法覆蓋普羅大眾。宗教對利息解禁及銀行解綁,只將服務對象由國王僧侶轉為資產階級和工商階層,銀行高門檻仍將眾多窮人拒之門外,即便是簡單的存匯業務。18世紀“高大上”的英格蘭、蘇格蘭銀行,一般不接受低于10英鎊的存款,而農工年薪只有10英鎊左右。1601年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濟貧法”,除政府濟貧之外,也以政府確定的低息借貸作為解困的方法之一。然而光有限制沒有激勵,金融普惠只是紙上談兵。

  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后,傳統農業經濟解體,不少農民破產失地、困苦無援;產業工人薪酬微薄,境況惡劣;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矛盾激化。加之人口膨脹、通脹劇增,1815年英國八分之一的人口全部或部分陷入貧困,此后爆發經濟危機,加劇恐慌混亂。基于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空想社會主義、慈善人道主義運動和互助合作思潮興起。探索以窮人為主要服務對象和參與者的金融普惠模式,在18至19世紀登上金融歷史舞臺,并產生巨大影響。

  儲蓄銀行-向窮人打開銀行的大門
    中世紀歐洲手工業行會就有慈善基金傳統,在人們遇到疾病、失業和衰老時給予救助。意大利典當行蒙特斯•彼達是宗教慈善和非營利金融,它們發放小額貸款解決窮人急迫需求,并被視作儲蓄銀行的前身。全球最古老并至今尚存的意大利錫耶納銀行,起源于1472年的錫耶納蒙特斯•彼達。早期一些儲蓄社更像“標會”,以富人捐助和窮人儲蓄形成互助機制。儲蓄銀行真正得到發展,是確立了以吸收低收入階層儲蓄的道路。它們鼓勵窮人節儉自立、堅持小額儲蓄,實現財務獨立,使生活更有尊嚴,不靠政府、社會或富人的施舍救濟維生。在遇到失業、疾病、年老、喪偶或婚姻時可解燃眉之急。這與當時已存在的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銀行大相徑庭。

    影響巨大的是英國傳教士亨利•鄧肯創建的魯斯韋爾(Ruthwell)儲蓄銀行,1810年5月在貧瘠的蘇格蘭鄉村開業。亨利•鄧肯鼓勵窮人勤儉節約,甚至小額便士存款亦受歡迎。其實從存款余額看魯斯韋爾儲蓄銀行成功并不顯赫,四年后才吸收儲蓄存款1164英鎊,相當于百年前牛頓任職倫敦造幣廠廠長時的半年工資。但是巨大變化是銀行第一次改變了服務對象,從少數財富擁有者的專屬品,轉向為多數人提供金融服務。眾多貧困的仆人、小店主、工人、農民成為了銀行客戶。許多人從未走進過銀行。當時一些儲蓄銀行客戶中三分之一是文盲,不會簽字只能用十字架簽章來替代。簡陋的鄉村銀行可能使第一次進入銀行的貧窮農民客戶沒有大的心理壓力。

    涓涓細流匯成大海。1816年以前,英格蘭和威爾士只有6家儲蓄銀行,至1820年有近500家儲蓄銀行遍布整個英國地區。1844年英國儲蓄銀行的儲戶已達101萬人,1900年德國的儲蓄銀行達2685家。眾多的民眾享有了金融服務權利。儲蓄銀行模式在歐洲、亞洲和拉美各國廣泛復制。二戰后,儲蓄銀行與商業銀行、合作銀行一起,成為世界商業銀行的三大體系之一。

  儲蓄銀行的金融普惠舉措受到了執政階層歡迎。為支持儲蓄銀行具商業可持續性,1817年英國通過法令,之后為儲蓄銀行儲戶提供國家保障的穩定收益。1829年法國認可儲蓄銀行是公益性的私人銀行,政府給予隱形保證和無風險回報。1838年德國出臺儲蓄銀行法規對其支持。美國儲蓄貸款協會也享受政府稅收和政策優惠,壞賬準備免予繳稅。因低收入人群風險承受能力低,政府通常鼓勵儲蓄銀行購買固定收益的政府債券,或存放在大銀行以保證安全的收益率。這一措施可謂一石二鳥,在資金短缺的年代,政府通過儲蓄銀行購買國債,可以將儲蓄轉化為投資(中國也曾通過郵政儲蓄系統吸攬儲蓄,給予2%的手續費)。
    不過在儲蓄存款逐步增加,社會資金短缺緩解之后,對政府利息補貼的爭議越來越大。由國家替代儲蓄銀行投資的體制,也一定程度削弱了儲蓄銀行的信貸經營能力,增加了銀行的惰性。早期意大利合作銀行的創始人呂采蒂曾說過“儲蓄銀行將窮人的錢貸給富人,信用合作社將窮人的錢貸給窮人”。固有自吹自擂、貶低同業之嫌,不過也指出了早期儲蓄銀行短板所在。
    合作金融-讓窮人得到低成本貸款
    儲蓄銀行在存款和支付領域實現了金融普惠,但弱勢群體仍不滿其借貸需求被漠視,合作金融的誕生劍指著更深層次的金融不公平現象。雖然互助合作的貨幣借貸古已有之,如中國古代社倉制度、民間合會等。但近現代互助合作思想源于19世紀初,英國歐文、法國傅立葉和圣西門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針對初期資本主義的弊端,指出互助合作的實踐方向。最早倡導信用合作的是法國的蒲魯東,他認為貨幣信用行為是社會剝削關系存在的根源,主張通過信用合作實現互助互惠。
    信用合作銀行的出臺有外部因素的催化。19世紀中葉德國逢大饑荒,農業歉收,農價大跌。不法商人趁火打劫,高價售賣農具肥料,農民陷于極度困境,高利貸更致雪上加霜。1848年德國賴夫艾森創辦了以貧苦農民為本位的信用合作社。次年德國舒爾茨創辦了為手工業者和商人服務的城市信用合作社。由此德國被世界公認為是信用合作的發源地。1876年德國建立“賴夫艾森合作社總聯合會”,確定了中央信用合作機構與地方機構的關系,不是控股或子公司關系。地方合作信用社自治管理和獨立經營,由總公司為地方機構提供業務技術和咨詢支持,合作銀行的低息貸款打擊了高利貸,解決了農民的金融普惠需求,彌補了商業銀行在農村的覆蓋不足。合作金融在德國獲得極大成功,為周邊國家所效仿。

  信用合作金融是植根于自助、責任、平等、民主和團結價值觀基礎上的企業,成員積極、平等參與決策和制定政策,是人而不是利潤成為中心。
    由賴夫艾森所奠定的合作金融的基本理念是:
    第一,慈善救濟只是幫助窮人的一種權宜之計,設立互助性質的信用合作社讓農民自己救自己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
    第二,人的品質是償還貸款最重要的保證,因此吸納社員時要經過嚴格審查,樸實的、熱衷本社區事務的以及在村莊享有一定聲望的人應該被接納;
    第三,為了減少信貸調查和收集信息的成本,社員應該限制在一個單獨的教區,控制社員人數。為了降低和減少違約傾向,通常應該由本地區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來充當貸款的監督者;
    第四,所有參加信貸聯盟的社員都有著共同的利害關系,所有的社員都可以取得低息貸款,并且這些貸款只能用于勤儉的生活和生產目的。
    信用合作社積累的資本主要投資于合作社。1966年國際合作聯盟根據各國合作信用的精神將其歸納為6項“合作制原則”。
    中國首家農村信用社于1923年6月成立于河北省香河縣城,創始人薛仙舟在20世紀早期在德國研究合作金融。回國后提出全國合作共和,實現自救互助,以對抗農村高利貸。

  金融普惠為何由興到衰
    二次大戰后儲蓄銀行和合作銀行曾蓬勃發展,為緩解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鄉與工農矛盾,為各國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儲蓄銀行和合作銀行多數經營穩健、管理規范、資本充足、風控良好。當時許多學者認為互助合作性質的銀行,更關注顧客的長期利益,其業績不易受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
    在歐洲銀行業多次危機中,看似弱小的互助合作金融卻扮演了緩沖器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歐洲金融系統的穩定性。1100多家地方性互助銀行被標普授予較高的評級。德國中央銀行在2009年關于金融穩定性與銀行所有權內在聯系的研究認為,互助合作金融相比私人股東擁有的銀行破產可能性更小。國際貨幣組織的研究認為,互助合作銀行迥異的行為方式恰成其優勢所在,獨特所有權以及治理結構,向下分權的決策模式,為利潤最大化而承擔更大風險的動機不太強烈等,有利于風險管理。
    不過儲蓄銀行和合作銀行沒有笑到最后,這些銀行初始依托社區熟人環境,信息收集和處理成本低,信息可靠性及道德約束力強。因而能以合理價格提供服務,在其他銀行不愿進入的區域生存。然而隨著經營區域和業務規模擴大、經營環境復雜及信息不對稱矛盾加劇,傳統信貸風控方式變得難以適應。不少儲蓄銀行熟悉存款業務,擅長債券投資,但信貸短板明顯。此外銀行大型化后,社員對銀行關心遞減,內部摩擦成本增加、效率優勢驟降。金融科技發展又加劇行業競爭,技術含量低、規模效益差的銀行成本壓力陡增,財務陷入困境。
    不少銀行受政府股東導向,過多進入房地產領域,造成巨額損失。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使政府和監管者認為“一根筷子比十根筷子易折”,著手將千千萬萬的獨立法人的儲蓄社、信用社的小舢板捆綁成了大船。上世紀80、90年代起,全球儲蓄銀行與合作金融機構開始了大規模的機構合并和經營轉型。雖然上述銀行業務相對簡單,較少涉及衍生產品等高風險投機,但依然沒有躲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腥風血雨。古老的歐洲儲蓄銀行和合作銀行體系走向了歷史的低潮。
    金融普惠為何使命漂移
    儲蓄銀行、合作銀行開創期的初衷和宗旨,包括客戶對象,股東結構、資產負債,融資利率等,都具普惠金融的特征。其使命是為成員(社員)創造價值,銀行盈利要求和商業化程度較低。銀行利潤須部分用于公益事業,業務范圍、資本要求也與商業銀行不同。然而百余年后,卻發現了金融普惠發展過程的“使命漂移”現象。其現象之一是從銀行服務對象來觀察,從偏向于弱勢群體轉為偏好于富裕人群,從支持弱勢群體的小額貸款轉向熱衷富裕客戶的大額貸款。現象之二是從銀行經營目標來觀察,從扶貧濟困、合作互助導向轉為財務利潤最大化偏好,與普惠金融方向漸行漸遠。
   “使命漂移”是緩慢的演變過程。據奧地利合作銀行的調查,早在1870年代該國合作銀行就產生“使命漂移”,漸變成為富裕中產階級服務的小銀行,也資助大型制造商發展,卻忽略了貧困工匠的融資需求。但在偏遠鄉鎮和欠發達農村地區,銀行“使命漂移”變化則較慢。荷蘭合作銀行的蛻變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賴夫艾森的合作原則逐漸被拋棄。
    百余年來全球儲蓄銀行和合作金融都或遲或速地產生了“漂移”現象,總體趨勢是越來越脫離互助合作的普惠原則,朝著商業性金融機構的方向發展,呈現了四方面的變化:
    一是業務內容產生變化,經營方針從不以營利為目標改為追逐利潤。
    二是機構性質由互助合作制性質轉向現代商業銀行,不再堅持社員資格股和社員投資股,引進了投資股。而投資者必然要追求股東回報,從而其商業模式和股息分配隨之變化。
    三是股份構成發生變化。控股權從社員手中喪失,治理模式發生變化。
    四是資金來源運用變化。資金來源從小額儲蓄、資本金和社員存款為主變為多渠道來源,包括央行借款、發行債券及多源存款,吸收資金超過了社員需要,必然涉足商業化經營。
    從資金運用看,對信貸與投資風險的偏好變化,從社員發展到非社員再以非社員為主,貸款數額從小額貸款發展到中大額貸款,貸款期限和用途也向商業銀行方向靠攏。因不同銀行的經營環境、戰略定位、組織架構、業務范圍、服務對象的差異性,也衍生出不同的銀行模式和類型。
    20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城市信用社發展至5000多家。上海市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川南城市信用社成立于1986年,實行股份合作制,業務對象也是中小企業,但已背離對社員融資的合作制初衷。2018年末全國城信社已全部完成改制,134家城市商業銀行占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比例16%多。城市合作金融也正式宣告退場。

    客觀分析,使命漂移與政策環境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也是發達國家政府的使命漂移造成了金融普惠的使命漂移。儲蓄銀行和合作銀行的誕生和發展,由金融扶貧濟困、緩解社會矛盾的需求推動。因此各國政府全力支持并予以法規保障。在戰爭及戰后重建年代,通過籌集資金支持國 防等開支,配合政府工業發展和基本建設,上述銀行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政府平臺融資及大額項目融資也擠占了原本為小微企業及貧困人群的融資。隨著西方國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福利制度普及,絕對貧困狀況改善,政府已經不迫切需要金融普惠發揮扶貧濟困作用了。

  上世紀6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使金融競爭加劇,儲蓄銀行與合作銀行的傳統業務領域受到侵蝕,區域優勢、客戶基礎動搖,政府放開對儲蓄銀行和合作銀行的業務及區域限制,取消稅收等優惠政策,讓其與商業銀行同臺競爭,導致銀行業務差異性和金融普惠特色逐步減弱。加之金融危機沖擊,1980~2010年間全球出現了153次銀行危機,儲蓄銀行與合作銀行大多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容易發生破產倒閉。
    原先儲蓄銀行與合作銀行的經營目標旨在增加成員或社區福祉,不遵循營利最大化目標,銀行利潤須部分用于公益事業。但因而缺乏利潤壓力,日久導致銀行制度僵化、機構臃腫、效率低下。一些合作金融和儲蓄銀行曾遭受過批評,認為它們嚴重落伍,半官半商的體制,不符合市場經濟制度。質疑在全球化社會和高度發達的信息社會,利用親緣、地緣和業緣解決信息不對稱有無現實意義。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儲蓄銀行和合作銀行被迫轉型,日漸向商業化和大型化改變,日漸偏移其初衷與目標。有人認為,這種改變是與時俱進,否則銀行無法生存,認為原先的普惠模式是經濟發展的階段性需求,不能持久,最多只能堅持一代人。曾經蓬勃發展的金融普惠何去何從,趑趄于新的十字路口。

  普惠金融重新整裝出發
    從古老的典當業到幫困互助的金融互助合作,從宗教慈善組織到現代商業銀行,金融普惠的發展歷經滄桑、起伏跌宕。盡管金融發展初衷是圍繞實體經濟服務,也為擴大金融覆蓋面和降低成本而持續努力。然而在漫長發展過程中,金融在逐步異化,摒棄了以人為中心宗旨,慢慢見物(財富)不見人了。許多貧困、低收入人群及小型企業無法通過正規途徑獲得金融服務,被排斥在金融體系之外。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說過:“1%群體的人們攝取了社會財富,留給99%群體的人們只有焦慮和不安”。逐利成為西方金融業的唯一追求。
    在世界跨過了20世紀,特別是經歷了慘烈的全球金融危機后,人們開始反思唯利是圖的華爾街金融模式的弊病,憤怒于金融資本主義的貪婪,反對少數人群占有金融財富導致的社會不公平,加劇經濟失衡風險。在發展中國家,人們要求金融發揮扶持實體經濟,支持共同富裕的作用,呼吁關注小微企業和弱勢群體,反對新形態的高利貸卷土重來。2005年聯合國在“國際小額信貸年”之際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觀念,其定義為:能有效、全方位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以弱勢群體和低收入人群可以負擔得起的成本,及時和充分地提供信貸,確保他們獲得金融服務的過程。普惠金融一經提出,引起了各國政府和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在全球范圍內達成共識,因為它切中了當今世界的痛點。

  社會呼吁金融包容性增長、在公平與效率、普惠金融與商業可持續之間平衡發展。人們重新思考金融發展的初心和使命。開始認識到金融追求的目標并不是唯一的效益最大化。金融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是指最大限度地為社會創造價值、為人類幸福賦能,為實體經濟服務。讓更廣泛的人群,以可負擔得起的成本享受到質量最優、效率更高的金融服務,并能實質控制風險,這是普惠金融、金融包容性發展的內核。
    普惠金融仍行走在探索與爭論的過程中。爭議的焦點涉及普惠金融與商業可持續的平衡發展,及金融“普”與“惠”平衡發展的實踐難題。普惠金融具有雙重屬性,它是金融不是慈善或救濟,但又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征。因此既要貫徹商業化、市場化經營,遵循契約原則,有借有還、還本付息。又要以可負擔的成本,盡可能廣的范圍和高的效率提供金融服務,尤其是融資服務,以幫助貧困人群解決發展權問題。
    通過金融的激勵約束機制,使小微企業和弱勢群體自立自強。利率應盡可能低,但又能覆蓋成本和風險,以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合理利率亦有利于融資供給量的擴大,而效率提升,金融競爭和服務充分性會促使邊際利率趨降。金融機構還應從培育客戶、綜合回報、品牌效應等方面來平衡收益。要完善金融生態體系,實現大中小銀行共生并存,共同在減少貧困,降低金融排斥和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一些新金融機構在法律允可下的較高利率的融資方式,是對正規金融機構的適當補充,應持寬容的態度。但須嚴格定義銀行利息(費用)內容,防止變相高利貸。要對“反高利貸”立法并嚴格執法。打擊低借高貸的金融套利行為。
    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痛點,關鍵點在于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商業銀行在嘆息缺乏有效信貸需求同時,又望洋興嘆于龐大的小微信貸市場。是因為傳統的銀行融資方式和技術,既無法滿足面廣量大、需求急迫的小微企業融資需求,亦無法有效控制利率成本與信貸風險。事實上,信貸市場半徑取決于風險控制半徑,風險控制半徑又取決于信息數據半徑。
    解決普惠金融的需求,只能從金融科技尋找解決方案。通過金融場景構建,使資金流、商品流和信息流可視與可控、透明與可靠。從而使風險控制從單客戶、單品種、局部化、碎片化的管理方式,向業務關聯、上下游聯動、跨賬戶交易的大數據風控方式轉變。通過數據模型準確判斷客戶狀況,有效實現信貸決策和風險定價。

  金融科技運用能大幅改善小微企業和弱勢群體的服務供給,適應其小額高頻、期短急迫的全線上、標準化的融資。政府在行政和公共事務中,通過稅務海關、工商行政、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社會管理的場景,形成了大量有價值的數據資源卻閑置浪費。若能建立社會公共信用數據庫,在一定規范下開放利用,加之各金融機構自有的數據應用,能有效提升全社會信用數據水平。相信中國普惠金融發展會迎來又一個春天。
    盡管聯合國宣布2012年為國際合作社年,但復制歷史上的金融普惠模式已經不具現實可行性。孟加拉鄉村銀行的模式是欠發達國家的普惠金融實踐之一。其以極低金額、較高利率的融資方式,在中國能否移植也值得懷疑。前方并沒有現成可仿效的道路,如今中國蓬勃發展的小微企業貸款、微型金融、三農信貸等普惠金融實踐,尤其是在金融科技模式下的普惠金融實踐,都可視為對普惠金融發展新探索。
    普惠金融的發展,關系到金融從何來,為了誰,往何去的宗旨與目標,關系到金融觀念、理論和實踐的重建與突破,關系到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的優化和公平,關系到金融是服務多數人還是少數人的問題。新的道路只會在探索中形成。新的理論只會在實踐中誕生。撫今追昔,相信千年金融滄桑會使人們更明晰金融的初衷和使命。革故鼎新,才能讓金融真正為推進實現人的公平發展、自由和解放而努力。


(作者系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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